森林、野鳥與病毒:重啟地理學及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對話

召集人:吳季寬(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學生)

科技與社會研究及地理學一直保有緊密的關係;從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者倡議的在地(localist)取向,到晚近Bruno Latour對 “geo” 的重視,均可見一班。本session的三篇論文,則聚焦在晚近引起科技與社會研究者及地理學者之共同興趣的主題:本體論轉向。洪廣冀與張嘉顯的論文,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林業為例,探討「森林」如何在技術官僚、農林專家、林業資本與地方社會的競逐中成形。吳季寬的論文則以著名的公民科學計畫 “eBird Taiwan” 為例,探討此賞鳥者與審核者如何將飄忽不定的「鳥蹤」轉為資料庫。孫以翔的論文則以某間以分析化學見長的實驗室為田野,探討化學家如何利用質譜儀讓Covid-19成為可見。前述論文除了延續科技與社會研究者對實作的長期關懷外,更直面該領域還未能妥善處理的議題:該如何分析科技從業者在面對未知時迸發的情感?本session主張,地理學中的非再現(non-representational)取向,或可為新的起點,重啟地理學及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對話。

「林務局之惡聲狼藉,布於全島」: 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臺灣林業

洪廣冀(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及研究所 副教授)、張嘉顯(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

結合科技與社會研究及環境史的視野,本文以戰後初期的臺灣林業為中心,探討二二八事件如何牽動國家、社會與環境間的關係。本文主張,為了打造當時歐美林學界視為正統與主流的大一統林業體制,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傾向與臺灣林業菁英結盟。此結盟關係釀成地方社會的不滿,甚至行政長官公署內部亦有微詞。二二八事件變成為前述不滿迸發的缺口。在該事件中,不僅有「流氓」與「匪徒」毆打林務官員,亦有「莠民」伺機盜伐與盜墾森林;與之同時,在行政長官公署中亦出現「林務局過於龐大臃腫、須予以瓦解、再行重建」的呼聲。臺灣省政府成立後,主席魏道明任命康乃爾大學水利工程學博士唐振緒負責林業的重建。唐振緒深受美國「新政」的影響,認為要恢復二二八事件後臺灣千瘡百孔的林業,當務之急是以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為模板,重新設計省政府的林業體制。他的第一步便是與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劃清界線。他稱該局因與臺灣林業菁英結盟而「惡聲狼藉」,向菁英宣戰。至1960年為止,臺灣林業陷入國家與社會關係高度緊張、林業主管機關反覆更動、森林濫伐與盜伐頻傳的黑暗時代。本文主張,若我們可同意森林為臺灣最主要的土地類別,而森林經營的良莠與臺灣社會的存續與變遷習習相關,那麼,考慮到二二八事件對於臺灣林業體系的衝擊,該事件當有資格被稱為臺灣環境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甚至可說理解戰後臺灣政治史之環境正義議題的起點。

關鍵詞:環境史,二二八事件,林業,林務局,新政

挑戰極限: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實驗室篩檢技術研發

孫以翔(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

2019 年末伊始,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時至今日已有約莫 2 億人感染、4 百萬人死亡。相對幸運的是,2020 年到 2021 年 5 月間臺灣是此次 疫情較為輕微的國家之一,各大學與研究機構仍有豐沛的研究能量,他們汲汲 營營地開發篩檢技術與疫苗,以取得一席之地。過去一年多以來,學界生產了 大量關於臺灣控制得宜的疫情與防疫措施的討論,也觸及到一線醫護人員的敘 事分析與居家檢疫的風險管理。只不過,我們對疫情下實驗室裡發生了什麼事 了解得太少。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所欲探問的便是:在如此短時間內的科學知 識生產如何可能?實驗室如何因應疫情?我透過為期一年半臺灣某間化學實驗 室的田野,來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本研究取徑科學技術研究中的實驗室研究,而我所跟隨的團隊計畫係致力 開發新的新冠病毒診斷技術。我將該計畫的科學實作視為一「挑戰極限」(go beyond the limits),強調「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位於臺灣的該實驗室雖然俠 著疫情控制得宜的優勢,卻在篩檢技術研發上受到多重限制,阻礙其「挑戰極 限」(go beyond the limits)。在此,挑戰的不僅是質譜儀本身的偵測極限(limit of detection, LoD)、科學家也必須在這科學實作中挑戰自己身體的極限、不斷追 趕計畫死線,此外挑戰的也是技術本身應用性的極限;我也指出,在疫情下挑 戰極限的同時,其實也暴露、放大了當今臺灣基礎科學研究環境的種種窠臼。

關鍵字:實驗室研究、新冠肺炎、質譜、挑戰極限

公民科學的物、情感和權力:以eBird Taiwan為例

吳季寬

eBird Taiwan作為全球性的鳥類時空分布資料庫入口之一,行動者並非皆把「科學貢獻」視為目標,而是各取所需,以合作生產(co-producing)的方式維繫公民科學計畫運作。若將整個計畫視為感測網絡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在資料庫、網頁和參與式裝置的物質安排(material arrangement)和設計邏輯下,諸如使用者導向的觀察紀錄、限制鳥類訊息流通的方式等張力既浮現出來、卻也非單向排除公民的經驗,其中的權力關係並不外顯,而是在公民的關懷和科學目的之間取得動態平衡。
本研究著重探討兩種公民角色(使用者、審核者)在此計畫中的實踐和觀察,初步的發現為:第一,個人及團體使用者的參與建立在「做好個人紀錄即為貢獻資料」的連結之上,且資料庫所打造的整個資料蒐集模式都成為他們策略運用的材料;第二,資料庫的運作邏輯呈現出使用者經驗與科學資料蒐集之間的拉扯與緩衝,公民科學工作的義務性質形塑了鬆散、動態的分工形式和工作氛圍,賦予審核者裁量的空間,與其人際網絡共同成為維繫平衡的一股力量,挑戰科學工作的既定樣貌。整體來說,eBird Taiwan作為日常中的博物學式活動平台,具備物質參與(material participation)的性質,但物質與日常的連結背後不可忽略賞鳥人和鳥類相遇的經驗和對於鳥類的關懷,才能成功將公民拉進感測網絡。

關鍵詞:公民科學、資料庫、合作生產、物質參與、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