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的物質文化──歷史的考察103年度期中工作坊-會議記實撰稿

曾令儀/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碩士班中國美術史組碩士生

2014年「醫療的物質文化──歷史的考察103年度期中工作坊」於12月1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假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季陶樓340423會議室舉行。本次會議由「醫療的物質文化」計畫與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共同主辦。

第一場次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尚仁副研究員報告〈寇博、路易士與英國早期寄生蟲研究〉。本研究為長期以來研究之延續,以《帝國的醫師》一書為基礎,希望在未來能夠繼續完成英國熱帶醫學史的研究。英國「熱帶醫學之父」萬巴德(Patrick Manson)認為熱帶疾病是以寄生蟲疾病為主,這些寄生蟲有複雜的生命史,為了解其昆蟲宿主更需要醫用昆蟲學的訓練。然而醫界對於此分科仍有所爭議,本篇想藉由了解前熱帶醫學時期的寄生蟲研究,藉由了解寇博(Tho,as Spencer Cobbold)與路易士(Timothy R. Lewis)是如何看待這些疾病。寇博和路易士曾通訊交換研究資訊,也曾為了人類絲蟲的命名與最早發現者為何者,發生過學術爭辯。寇博是一生在英國本土以博物館學式研究方式的「伏案自然學者」,其成就在於歸納、分類與綜合的整理工作,是分類與體系的建構者、推廣者;不過處於中心/博物館仍然進行了許多實驗研究。而路易士則是位傑出的顯微鏡觀察者,更由於畢業於軍醫學校而派往歐陸進修與其後派駐印度,在熱帶地區面對歐洲罕見疾病,進行第一線的原創研究,是位在第一線進行研究的「田野自然學者」。本篇在計畫結束前要持續探討:第一,這種以科學實作的角度來看,中心/邊緣、博物館/田野這種區分的意義為何。第二,在研究路易士的過程中發現他雖然發現血絲蟲,但是卻不接受當時對於霍亂的細菌學說解釋;處於邊緣的研究者在理論上是雜亂拼湊的,他們是如何進行研究。最後,是希望能探討寄生蟲學和細菌學在英國分道揚鑣後,如何把史前史和這些問題連結在一起。

報告後李貞德教授提問本篇在與物質文化的連結上,是將會以人類對於細菌、病毒的分類認知的改變,還是醫療器材的改變為主軸?這一系列的英國熱帶醫學研究將會寫到什麼時代?李尚仁教授回應整個研究將會以「病媒」概念的發展為與物質文化的連結;由於二戰後熱帶醫學研究的中心轉至美國,對於英國的研究將會進行至二戰之間。張哲嘉教授對於文中提到寇博以人肉進行實驗的描述,提問在十九世紀歐洲以人肉做實驗是否普遍?正當性又是如何?李尚仁教授則回應將在後續蒐集資料中進行探究。

第二場次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陳秀芬副教授報告〈《本草綱目》中的人藥、物性與身體宇宙觀〉。中國長久以來有「以人為藥」的傳統:從歷代本草書中「人部」的記載,「割股療親」的孝親傳統中以人體局部做為食療與藥材,法律文書中因利用人體作蒙汗藥或施加巫術而遭到懲罰處置的案例,以及房中術中抽象攝取人的精神的概念。根據歷代本草書的記載,這些藥物涵蓋人的皮毛、骨血、氣血、津液、分泌物甚至排泄物。不少本草書對其主治、性味、修治與應用均有詳述。明代李時珍(1518-1593)《本草綱目》(1596)集歷代人藥知識大成;因此本文以此為考察對象,從物質文化的角度反思:

把人體局部入「藥」的基本思維為何?當人體變為「藥」時其所表現的「物性」為何?它們是在什麼脈絡中被使用?而這些不同的「人藥」所共同形塑的人體認識論及與其相應的宇宙觀為何?本文所要探就的不僅是「人部(藥)」本身在明代本草傳統中的位置,更在於其所彰顯的人與物、物與物的關係;除了潔淨/汙穢概念的轉變,身體經驗與身體感知亦是本文關注的面向。這是今人在探究傳統「人藥」的「療效」時,不能忽略的重要知識議題。本文首先追溯歷代本草書對「來自人體」之藥的記錄與沿革,接著討論這些人藥在本草學中的分類位置及意義,從人藥的禁忌──不潔以及不潔與淨化儀式著手。再者探究人藥的收錄標準與人部範疇及其物性、修治與療效等問題。囿於篇幅尚有許多待研究之處,例如人肝在割骨療親的風俗中記載甚多,但不見於歷代的本草書;其他內臟亦如此。是否因為採取內臟等有害生的疑慮而被屏除?此外以人體入藥也設及「食人主義」的議題;單就「食人」的行為本身而言,及隱含深度的權力與慾望之糾葛。因此中國歷代對於把人當做食物/藥物的思維,至少在文化史、心態史與歷史人類學上的意義,還有可以繼續思考的空間。

提問時李貞德教授提到《本草綱目》中所記載的人藥是否皆為人自然排出?陳秀芬教授回應可能是李時珍自己的標準來界定,例如他非常反對服用也是自然排出的人胞(胎盤)。此外由於《本草綱目》集結大部分前人所記載的人藥,這些人藥在當時是否繼續被使用感到相當好奇;是否只是如百科全書般全部蒐羅記載兒放入《本草綱目》。陳元朋教授提問李時珍是否藉由撰寫《本草綱目》來劃分自身與方士之間的差異?陳秀芬教授回應應該是有的。

第三場次由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陳元朋教授報告〈「生而不可得見」的「有形之物」-中藥材龍骨的認知變遷與使用歷史〉。「龍骨」是傳統中國醫學裡的常用藥物。從文獻上看來,「龍骨」見載於傳統中國醫療文本的時間,至遲不晚於公元1至3世紀間,而傳統醫家對於這味藥物的使用,基本也是長期而持續的。古代中國先民所抱持的「龍/龍骨」關聯認知可導引出一個潛藏於「醫療」與「物質文化」兩範疇內的研究議題:一種長時間被人們運用於醫療目的的素材,人們竟然很可能完全錯識其物質屬性。本研究並非認為認知上的謬誤,就必然會導致相關知識乃至於價值體系的全面崩解。以「龍骨」這個個案而言,物性的錯解不僅沒有影響其醫療功能的建構,甚且還形塑出一種獨特的物之價值文化。首先,針對龍骨的功效歷史進行敘述,勾勒龍骨在古代醫療活動中的普遍性。古人掘地得龍骨的歷史既是藥材的生產史,也是產地的興衰史;不論哪個面象都的龍骨歷史都建立在醫療活動的實際需求之上。其次,探討本草學家們對此一中藥材所進行的物性思辨,以認知的剖析為主,而中國古代博物傳統中的龍骨認知則是論述的主要對象。最後,雖然龍骨的醫療活動一直續到晚近,但由於十九世紀中期西方「古脊椎動物學」傳入中國後,化石的開採與運用開始受到學界與法界的抨擊,在龍骨採掘、使用的歷史中,醫療過程其實是唯一正當性的來源;一但此正當性出現疑義,與之相關的所有活動變會面鄰譴責。中國當代的醫療體系表面宣稱是中西醫並重,但實際上許多西方醫學的判準卻滲入傳統醫學中,並成為現代中一必須符合與追求的標的。龍骨在醫療上既無法符合西方藥學關於定性、定量的要求,又無法通過西方化學分析下的有毒物質檢測標準。龍骨物性的變遷史其實是昨是今非的文化史:近代以前醫療認知外有龍的認知,近代以降則可越看到傳統醫學、西方醫學、古脊椎生物學、官方利益考量等各方認知的角力與互動。龍骨的歷史有助於闡明那些醫療相關物質文化所可能具有的複雜歷史過程與知識內涵。

提問時陳元朋教授提到目前市場上仍能購得龍骨。李貞德教授提問龍骨在本篇物性的討論中主要以藥學與骨脊椎生物學做為切入點,但在中國傳統的脈絡下有沒有其它屬於文化或社會的政治意義?陳元朋教授提到在近現代以前主要討論龍是否存在,物性的變化是有邊界無法跨越;人們思考與討論未知事物的姐事體系有限,龍骨的知識已經超越當時人的理解範圍。陳秀芬教授提到醫書中記載龍骨有收澀的效果,在中國歷史上使用龍骨是否有和補虛的傳統相關,尤其是男性性能力相關的傳統。陳元朋教授回應是有許多與男性性能力有關的療效;此外龍骨有安神的效果,甚至近代有使用龍骨來治療憂鬱症;另外是治療咳嗽的效用。

第四場次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李貞德教授報告〈當歸考-從相招芳草到女人要藥〉。本子計畫原擬以「傳統中國的溫經藥方與老年論述」為題,從性別的角度,探討物、人與社會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然而在調查蒐集資料時發現在傳統醫學中並未對中老年女性有特殊的食療補養藥方,在物質文化的脈絡下無法解決此一課題,其後爬梳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南宋婦科大家陳自明(1190-1270)《婦人大全良方》中引許淑微(1075-1154)嘗以當歸散調經,是首次將五十來經視為問題。而在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對當歸釋名時,便稱當歸為女人要藥、有補血調血之功效,並且能幫助生育。當歸在中古社會生活、人際關係中頗具象徵意義,但未必和婦女有關。在宋代婦科專門醫典出現之前,當歸的屬性、功能和主要形象,也是女人要藥嗎?中古以前當歸做為藥材的功能主要是止痛之用,並且並為限定於婦科專用;即使使用於婦科,其功能為助產時止痛的緊急藥方,與明代中晚期至今補血的概念相差甚遠。當歸是否也經歷了一段「性別化」的過程,其與中國醫學中身體觀和婦人方分科的聯繫也令人好奇。在物質文化的研究脈絡下,本計畫改為〈當歸考〉,除當歸是否經歷性別化的研究外,亦從香草文化中的當歸進行爬梳,也對當歸種植的推廣進行地理性的研究。

報告後劉士勇教授認為當歸名稱的變遷與產地的變化是相當值得注意之處。張哲嘉教授則以過去大黃研究經驗,本草書中植物的辨認相當不簡單;除目前資料來源的本草書外,亦可由方書中人們如何使用當歸進行討論。此外明清有將草藥擬人化的《草本傳》,其中如何形象化當歸的描述亦可作為日後研究深入之處。陳元朋教授則提及東漢到西晉間涼州與瀛州分別為藥物集散地與走私地,可從相關史料了解當歸地理分佈與產地變化。最後陳秀芬教授則提到四物湯中當歸的重要性,以及止痛與補血之間連結性的可能性。

第五場次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所長劉士永教授報告〈The Possible Meaning of Spatial Changes of Medical Practice in Modern Taiwan〉。本研究啟蒙於自身經驗,發現過去研究臺灣醫療史時所做之成果與無法反映1980年代以前常民生活中之醫病關係。台灣現行研究偏重於1980年代以後的空間社會學觀點,且多數以醫院為研究對象。這些研究甚少涉及從診所到醫院的歷史演進,也因此忽略了近百年來台灣醫療主要的場域—診療所。擬從歷史的觀點切入此一演進過程,除描繪台灣醫療主體由診所轉為醫院的過程,也希望能為此轉換所產生的空間意涵與內部的醫病權力關係變化提出一些觀察。目前的成果主要仍在第一階段之蒐集1980年代以前的診所個案;這些個案則與自身經驗較為吻合。例如臺南萬得醫院內部空間配置可發現醫師的專業領域(診間)與私人生活(家庭空間)間的社會性連結,又與週邊社群緊密結合;病患的來源、醫生的看診範圍也分佈於診所周圍。今日的就醫經驗則與過去非常不同,以台大醫院2000年職員通訊錄為例,醫師的家庭生活和職業生活分離,醫師與病人間的關係亦疏離;這樣的變化也影響到醫院與診所空間結構的根本變化。診所的建築物是醫師理想空間的展現,在第二階段的研究便是要以診所空間轉變為醫院空間著手,並探討1980年代以前診所空間的原始典範是從何而來。

報告後金仕起教授與陳元朋教授皆分享自身過去成長過程的經驗,劉士永教授亦提到這樣醫療空間的改變也過去醫師家庭與病患間的公領域與私領域界線不明的狀況,可從1980年代前後醫病衝突之差異、收費標準的訂定等看出。

第六場次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張哲嘉副研究員報告〈清代檢驗書籍中的毒物觀〉。「毒」是少數中外藥學共通的概念之一,然而各文明對於同一物質是否具毒性、以及毒性會如何作用,卻常有相當不同的理解。但相較於現代西方以醫化學來定義「毒」,中國明清時期的毒物觀與今日毒理學對照,可將文獻記載的物品分別歸類為:古今均認知有毒、古以為無毒今證實有毒、古認為有毒但今證實無毒及古今均以為不具毒性四類;中國的本草觀中對於毒物知識是具有曖昧性,如何判別有毒與否,本草中也沒有交代。因此檢驗典籍對中國毒性知識的重要性,在於檢驗方面從未否定本草的說法,卻有獨特的毒物表述方式。清代新纂《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是中國最早官方頒定的全國通用檢驗手冊,在中毒方面的擴編更反映了清代新的物質條件。相較於過去《洗冤錄》採取條列式陳述驗毒經驗,《律》則加上「論中毒」成為從檢驗立場出發的毒性通論,不僅超越《洗》,更在本草書中絕無僅有。在檢驗知識擴張的方向與方法方面,對於毒物知識如何界定上以辨識真假中毒與新興疾病,或藥不對症的危害;在擴增上因帝國的擴張使得新物質進入中國產生的關心與成案判例的列入;在驗證上則是來自傳抄、小說為例及曾經驗證的例子。小結為討論檢驗書籍毒物觀所顯示的中國知識特性。《律》書中對毒物的認定,彰顯出中國古代的物性知識累積,經過官府程序認定是有效來源之一。動機為非物性因素,且不需要反複驗證,內容不需周延呼應過去的說法,也不需與其他領域的成果互相一致,也不需窮盡以便隨時斟酌。儘管清代不同領域間知識的交流是不徹底的,但新的檢驗毒物知識建立所採取的模式,卻可能為其他領域所共享。

在提問的部分,李貞德教授提問《律》書和傳統律書的敘述和鋪陳方式差異為何?日後有無修訂版本?張哲嘉教授回應,《律》書為大清律令的一部分,如有增加之處是以增補的方式提供官員參考;此點也可呼應前述官府權威認定知識一點。陳秀芬教授則是提到在「毒」的知識來源上,除了參考律書與本草書外,也可參考兵書中記載解毒的例子,例如明代後對於槍傷的記載。

第七場次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顧雅文助研究員報告〈帝國與植物學:日本帝國的金雞納栽培與「規那學」的發展(1912-1945)〉。本研究的目的在追溯一戰前夕的1912年到二戰結束的1945年間,日本帝國在殖民地臺灣的金雞那栽培事業。藉由探討帝國中官部門與私部門如何在不同脈絡下推動金雞納栽培事業,共同建立日本「規那學(金雞納學)」,並各自援引科學來支持自身的發展,進一步闡述日本金雞納學的特色,並且重新思考植物學與帝國間的關係。1910年代的官方金雞納事業及規那學發展採用直接複製爪哇成功經驗,包括栽種法及科研機構推動栽種的制度,以中北部為主要栽種區域;但並未成功。1920年代則是由私人企業延續了金雞納造林事業,尤其是星製藥聘請的田代安定特別顧問所規劃的十六年造林計畫,是西方金雞納學和在地知識的混合物,發展出適合臺灣環境條件的日本金雞納學。促成了官方及其他私人企業在1933年後又開始在臺的栽培計劃。1930年代政府與私人部門都在各自的背景下重新開始在臺種植金雞納樹,此時的金雞納試驗地的研究重點在眾出最好的樹;企業間的競爭關係使得這些企業利用私人關係與不同的科學機構結盟,影響了金雞納學的研究方向,也產生了不同特色。三個科學結盟間顯示了互補又競爭的關係。1940年代日本的「規那學」逐漸建立起來,除了科學研究的野心或私人企業的商業利益,應重視自給自足的政治企圖;金雞納成為帝國的武器,幫助日本在大東亞地區的擴張。但在1942年3月日本佔領爪哇後,臺灣的金雞納農園在帝國動員下停止擴張,規那學亦停止了發展。本研究發現帝國與植物學的關係比過去想像得更為複雜;私人農園的角色使得規那學的發展趨於完整;私人公司與科學機構的結盟使得日本的規那學具有強烈的在地性與實用性;帝國本身的擴張讓臺灣的規那學失去了價值。未來期望能從農園的發展與當地原住民之間關係的資料繼續進行研究。

劉士起教授提問戰後金雞納樹在臺灣的種植狀況。顧雅文教授回應,由於1945年後奎寧的製造不再倚重金雞納樹,因此戰後接收並未繼續經營。張哲嘉教授提及曾在南京檔案館發現有蔣介石與陳儀之間曾就金雞納樹的存廢發生爭論,因此相當好奇國民政府在接收日本所留下的資產時是以何種原則處理?顧雅文教授回應,目前的資料發現國民政府僅清點但未做更進一步的發展。陳秀芬教授提問在臺灣種植的金雞納樹是否有在地化因而對臺灣本土的瘧疾更有療效?顧雅文教授回應,在臺灣產的奎寧大多輸往前線使用,因此並未直接在臺灣使用;也沒有相關的文獻記載。

最後一場次則由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金仕起教授報告〈中國古代銅鏡的鑄造、消費與功能〉。本研究嘗試以鏡鑑入藥為例,從鏡鑑作為一項具體器物出發,檢視先秦至唐時期,傳統人群如何生產製作、流通運用這一器物的過程,並且釐清傳統人群環繞著這具體器物及其生產消費過程所建構形成的意義詮釋。希望透過傳統人群的眼睛重新瞭解鏡鑑在其日常生活中的意義,以及這些理解和鏡鑑製作間的關係,掌握促成這些意義和鏡鑑實物之所在不同時代有所轉變的可能機制。然而由於資料繁夥,目前以中國先秦到漢代為限,第一年主要完成:銅礦礦源所在地,銅、錫等相關礦料主要分佈於長江中下游、山西、內蒙古與新疆等地;銅鏡冶鑄作坊所在地則是多與政治中心重疊,或在與之鄰近的水陸交通要衝;鏡鑑出土地與相關聚落的關係,發現鏡鑑的製作技術、形制類型儘管隨地域而有多樣發展,但其生產、流通和市場在地域上關係相當一致,比較集中在人口密集之處。第二年到目前的初步考察成果可歸納為鏡鑑的製造與消費,殷商時代銅鏡仍屬珍奇之物,西周鑄銅作坊遺跡出土及大量中上層級墓葬以鏡鑑為隨葬品,說明製作和消費銅鏡的行為已逐漸成為文化流行;而鏡鑑的功能除正面反映具體的人形,鏡背的紋樣與文字似乎也反映人們的期待、想像或信仰。從銘文的內容也可發現鏡鑑除了照形外,已成為某種隨身之及祥物、商品,或用以維繫人際關係的信物或禮物。

劉士永教授提問古人所服用的銅屑是銅鏡之銅屑或是一般銅屑及可?金仕起教授則回應是破舊銅鏡的銅屑再研磨成藥。陳元朋教授則提出照銅鏡本身應該也有衛生或禮俗的意涵;性別不同照鏡子的意義也有所不同。李貞德教授則認為鏡背的紋飾與做為禮物關係較高;但在三國到六朝之間或許有美容養生的效果。張哲嘉教授則是提出銅鏡在日本是皇室的神器,銅鏡在中國東岸到朝鮮、日本等地的意涵。金仕起教授回應,目前的資料大部分集中於銅鏡本身照妖等的功能,銅屑與醫療物質文化的關係仍需要更緊密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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