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雞納全球史中的遺落環節:日本帝國的金雞納栽培與金雞納學的發展

顧雅文/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金雞納樹原產於南美。在17世紀的歐洲,已有醫者使用其樹皮來治療熱病,雖然有關金雞納的藥理、服用方式甚至療效的爭議不斷,它仍逐漸在西方醫學中取得正統地位,金雞納樹皮也成為歐洲王室餽贈外國使節或救濟熱病貧民的貴重商品。1820年代,科學家成功萃取出樹皮所含的多種生物鹼,終於確定其療效既不是魔法也不是神蹟,而是來自其中的奎寧成分。醫界陸續提出奎寧在治療發熱、風濕、消化不良、神經痛等疾病的效用;更重要的是,在瘧疾感染機制尚未解明以前,時人已從經驗證明奎寧治療及預防間歇熱的作用。

19世紀下半葉,法、英、荷等帝國不顧剛獨立的拉美各共和國之出口禁令,開始了移植金雞納樹苗及種子到本國或殖民地的競賽,而研究如何栽植此一外來作物的「金雞納學」也成為帝國的顯學。若是這些植物獵人或博物學者知道,一百五十年後,金雞納樹名列「世界百大外來入侵物種」,被認為是對生態的威脅之一,可能會驚訝到下巴掉下來。當時,他們可是在「普世人類利益」的華麗辭藻下,為了搶救此一「遲早會被南美洲土人砍伐殆盡」的珍貴樹種,才不惜偷、拐、搶、騙地拼命把樹苗走私出來。金雞納有超過三十種以上的樹種,每一種的奎寧含量、生長條件都不盡相同,光是辨認樹種就已讓他們費盡苦心;再者,為了種活此一嬌貴的外來植物,帝國政府(尤其是英、荷)投注的心力更是不計其數。1865年,英國商人Charles Ledger從

秘魯走私來的種子,透過荷蘭科學家與官僚合作的網絡傳到了在爪哇進行種植實驗的K. W. van Gorkom手上,數年後,當這些金雞納樹開出Gorkom也不認得的小白花,荷人才意識到這是一個新的、高奎寧含量的品種。到19世紀末期,荷屬爪哇出口的金雞納樹皮已遠遠超越英領印度,獨占全世界九成,而位於爪哇的官方金雞納園(Government Cinchona Estate, GCE)也成為交換、生產金雞納學的中心,發展出種植高奎寧含量的金雞納樹之標準方式,並成為民間種植園倣效的範本。

歷史研究者當然不會滿足於重複這些皇天不負苦心人的科學故事。許多研究以帝國史或全球史的角度探討了金雞納樹馴化歷史;同時,論者亦多以西方帝國移植金雞納的例子說明植物學與帝國的共生關係。然而,大部分的討論集中在英、荷、法、比等西方殖民強權,有人忽視、也有人誤解了後起的殖民帝國日本移植金雞納的史實。

事實上,日本對移植金雞納的興趣持續了整整七十年,其背景必須放在全球的政治、經濟、商業脈絡來理解。經過1875年至1910年間幾次失敗的嚐試後,日人於一次大戰後積極進行金雞納的馴化及種植,興起於1910年代中期的這波發展藥用植物的熱潮,是為了以草根樹皮為藥的日本傳統對抗西方的化學製藥。1920年代初期起,當時是世界第二奎寧製造商的星製藥,也在台灣開始其種植事業,以擺脫Kina Bureau的干預。1930年代,國際間緊張的政治與經濟情勢使官部門與私部門重新重視金雞納在台灣的栽種,越來越多金雞納農園在台灣的山地出現,第一批從樹皮到成品都由帝國自產的奎寧亦被製造出來。到了1942年,日本占領了爪哇,幾乎切斷全球金雞納樹皮及奎寧的供給。這些事實顯示,日本帝國的金雞納栽培是探討其全球史時不能缺少的一頁。

另一方面,L. H. Brockway與D. Headrick都主張,帝國資助的植物園促成金雞納的科學探查及其在殖民地的栽種,同時,金雞納樹及植物學成為「帝國的武器」或「帝國的工具」,有助於鞏固帝國統治、促進殖民擴張,並讓殖民地成為有利可圖的新領土。R. Drayton進一步闡述英人的金雞納計畫最終結果是建立以邱園為中心、連結帝國中心與邊陲的植物科學網絡,藉以證明帝國需求如何滋養了科學及孕育它的科研機構。然而,上述研究傾向將帝國視為同步發展金雞納科學的一個整體,忽略帝國中的私部門也可能是生產科學知識的節點,在建立科學知識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從日本的例子來看,帝國政府企圖利用後進者的優勢,複製爪哇的成功經驗到台灣。日人想移植的不只是樹,還有金雞納學及建立金雞納學的制度。然而,官方的嚐試無疾而終,反而是私人企業的商業野心將在台的金雞納事業延續下來,1920年代,結合了西方學知與在地環境知識的「金雞納學」,在星製藥的私人農園中發展起來。在官方放棄移植金雞納的期間,星的農園是唯一一個可以觀察成熟樹種的田野地點,它代替了官方的林業試驗場,成為交流金雞納知識的場域;同時,這兩個在知本及來義社的農園,證明了在台種植金雞納不但技術上可行,而且具有經濟效益。1930年代,東大、京大及總督府的科學機構分別與武田、鹽野義及星規那的私人農園互相結盟,他們發展出的金雞納學並不重視基礎研究,而是著重在地性(Locality)與實用性(practicality),強調如何在台灣的環境條件下以最快速度種植最大面積的金雞納樹,以得到含量最多的奎寧。此一研究的確發揮了效用,到1940年,臺灣生產的樹皮近200噸,在當時僅次於爪哇及印度,且已接近足以讓臺灣本島自給自足的地步。不過,這些樹皮被製成國產的奎寧,送到戰場,以支應日本帝國在大東亞地區的擴張。諷刺的是,帝國擴張取得了全世界最好的樹皮產地後,立刻讓殖民地台灣生產出的樹皮變得不再重要,台灣的金雞納產業逐漸停滯,也正是帝國擴張本身,讓在台的金雞納學失去了價值。這個個案顯示,帝國與植物學的關係可能比過去想像的更為複雜。

直至戰後,這些日治時期的金雞納園分別被省林試所、衛生處及臺大實驗林所接管,僅林試所的六龜試驗場繼續進行研究及造林,至1970年才中止。今日,走在曾經栽滿金雞納樹的山林地,要是日子對了,還不難望見其開在枝頭的鐘形小花。不過,金雞納樹不只是帝國主義留下的生態印記,這個充滿政治味的外來作物,亦在當地社會的地名、用藥文化及經濟生活中留下蹤跡,值得進一步探尋。

上 / 下一篇文章

一般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