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通識預遇見STS

林文源/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通識中心主任

在台灣,通識教育與「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 STS)兩者都是在過去二十年間持續變動與融合中的領域。國內通識課程的前身為參雜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國父思想、軍訓等,與基本語文能力與體能的國文、英文,體育等共同必修科目。有人戲稱台灣過去(或許現在仍是)只有一所「教育部大學」,若這種說法成立,當時的共同課程或許便是這所大學存在的證明。自1975年起,少數大學開始推動共同學科轉型,並逐漸於1989年起陸續成立通識教育中心,由各校發展各自課程與制度開始,跨出國內通識課程與制度革新的第一步。其後1992年更成立通識教育學會,加強跨校交流。加上在社會改革的趨勢下,教育部政策在1993年將共同必修改為領域且增加通識學分、1994年大學法修法,從試行選修轉為學分必修而使各校有課程自主的依據,之後並推動通識教育評鑑等,持續將通識教育轉化、深化鑲嵌在高教領域內成為一項不可或缺的內涵,並在之後的二十年間在各校開始呈現更大幅度且多元的轉型。

同樣地,STS也在二十年間急速成長。早期由科學哲學與醫療史的朋友在1990年代末開始引入相關訊息並建立STS的study list學術討論網絡;1993年創刊的英文期刊 Taiwanese Journal for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Science到2000年後改組,創立《科技、醫療與社會》期刊;2007年創立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國際期刊,到2008年創立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等,在這期間STS社群經由執行計畫、發展論述與學程、各校成立中心,以及社會參與等方式,也不斷由原本偏史學、哲學、社會學、性別的人文社會領域,融入環境、自然、工程、醫學、公衛、生物、公共行政、法律、設計等面向的參與者,不斷地在各領域探索、建立各具特色的STS模式。

在這種意義下,在高等教育層面,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跨領域精神與台灣通識教育改革—有相當高度的親和性。STS原本的精神便是在促進對知識與科技發展、政策規劃與影響的深入研究,其基本理念之一是希望能推展跨領域研究與教學,讓研究者、學生與社會大眾跨越科技與人文的藩籬,進一步探索跨專業與科技的意涵。對於當前人文社會與理工嚴重缺乏交流的高等教育學界而言,科技與社會研究的交流與發展有助於理工,甚至人文社會及其他專業學生跨出專業限制,反思科技與社會的跨領域多重關連,並同時也讓各專業參與者拓展對科技與社會互動的多元想像。

從STS對知識與科技實作的社會意涵反省角度來說,通識的實質意涵在不同世代與社會脈絡下有其不同定位。在針對提升世俗、物質生活層面的解放精神與全方位人格發展下,通識的定位偏向恢復古典全人理想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在面對現代國家對社會公民的基本共識與陶冶需求下,通識被界定為培養公民的核心能力共通能力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而在當前台灣高等教育各系所教師及同學以學科分立為本的現實處境,各界疾呼需要「學以致用」、「走出學術象牙塔貼近社會現實」的需求中,或許當前通識教育的可能立足點之一,便是凸顯重要各種專業如何立足現實脈絡的跨領域、跨科際(inter-/trans-disciplinary)結合。

在此意義下,通識已經不只是隱含為理工學生增加人文素養的全人理想(因此隱含通識課應該以文史哲為主),也不是單單以就業與產業現實為主的結合方向(因此通識課需要引入大量產業需求或體驗),甚至也不只是為凝聚國家共識、單一定義下的公民通識(例如過去的國父思想、憲法等等),而是應該以不同脈絡下的社會所需,所界定的學生與學校定位,希望培養的公民能力。因此,面對當前科技社會的發展,通識可能是必須融合理工科學知識的接合點;面對當前物質技術(甚至包涵人文社會學科)的高度專業化、技術化與零細化,通識無可避免必須拓展心靈與思想廣度;面對當前全球知識汰換與累積加速,通識可能是更重視跨界思維與學習方法;甚至面對層出不窮的科技與公共政策失靈,通識更可能是必須公民培力與批判思考的基地。總而言之,通識教育本身的發展與落實,本身就是一個STS的議題,更是STS能夠落實理想的領域,而STS不但能成為界定通識的當代內涵的一種方式,STS的發展也能夠在通識教育的制度與環境中,獲得相當大的結合點與養分。

在STS與通識的理想與現實都不斷變動的過程中,身為同時跨足通識與STS領域的參與者,我在過去的摸索中,謹提出以下自我期許:

首先,如何在知識上拓展STS與通識的內涵?處於不斷摸索與重新界定中的通識在專業導向的高等教育中因為不是「一門」學科,因此往往被視為沒有專業。但反過來說,也正是在一個充滿多種知識與專業的架構下,通識成為充滿多社群對話與多種可能性的領域,而這是不斷強調跨領域的STS必須認真思考與耕耘的方向。STS不應只是要求其他專業跨進來,而更應讓自己跨出去而變形,這已經逐漸發生:體現在STS在台灣海納百川地由各領域朋友在各地發展各種STS特色的次社群、活動與課程中,而通識當然是可能的領域之一。期望STS對知識與專業霸權的跨領域反思、特色與活力能夠進一步延伸到對通識內涵的界定與支援。

其次,如何在機構與制度上落實通識與STS理想?在當前面臨少子化、高等教育萎縮與盤整的處境下,能夠在機構與制度上發展STS的機會明顯受到限制,而當前通識教育仍處於積極重整與不斷精進的過程中,在當前大學專業割據的現實中,這個領域向來是「人人覺得重要但只有少數熱心者願意付出」的處境,而原本就帶著反思專業侷限與跨領域合作重要性的STS社群與通識社群,若能彼此接觸、建立更多連結,相信將對拓展通識教育現場、實現跨領域STS理想及與通識教育精神進行更制度性合作等都有所貢獻。

最後,如何在在地脈絡、跨領域意涵上拓展「通識STS」?STS的根本精神之一就是脈絡性與在地現實。如果說通識最重要的現場感來自面對多領域、背景知識不一的各種學生共同學習,而STS的理想則是在融合各個專業的洞見與參與,在此意義下,STS與通識在當前本地的社會與學術思考上,幾乎是同一件事。因此,縱使國際STS有其知識脈絡、STS研究有其根源學術傳承,面對通識做為在地跨領域場域之一的在地STS也應當在研究、教學與其他面向有所回應。STS如何思考通識的教育與知識生產體制?STS脈絡化視野如何發展在地(各校或各層級)的實踐方案?STS的通識跨領域教育實踐如何成為整體台灣社會STS反思與轉變的動能?這些是身在通識、有志於通識,以及身在STS、有志於跨領域理想的參與者,應當思考的。

簡而言之,在這個歷史的交會中,通識的存在預見STS的理想,而遇見通識的STS與遇見STS的通識要如何正視這個脈絡與機會,則考驗著我們的決心與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