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眾如何看待科技的發展?是否太濫情?────簡介公民素養調查結果

李育諭/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博士
黃臺珠/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八八水災時,有學者指出,大家都指責別人,亂罵一通,社會「濫情」又「理盲」,處理流感疫情蔓延時,衛生署官員也說台灣社會理盲又濫情,是防疫的最大阻力,因此,希望民眾平常能多多參與科學,增加科學常識,信任科學專業。最好是,多聽聽專家說法,不要聽信名嘴,多參觀科學博物館,有空多閱讀欣賞科普讀物及節目…等等。不少人都想知道,如果民眾不信任專家、也不相信科學研究結果,台灣民眾的科學素養是不是有問題?台灣民眾是否理盲?是否真的太濫情?對於回答這類的問題,台灣的公民科學素養調查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實證數據,讓大家來一探究竟。

公民科學素養調查計畫是科技部委託,針對台灣滿18歲以上成年民眾,從2008年開始至今,已進行了三次調查(2008/2012/2015年),未來應該還會持續。每次調查都收集約兩千人大小的樣本,目的在定期追蹤:(一)台灣民眾對科學知識的理解程度及應用能力、(二)對科技發展以及特定科技議題的基本態度、以及(三)對科學及科技議題的興趣及訊息管道。在篇幅有限的考量下,本文主要針對公民素養調查中,STS研究社群可能會較有興趣的「對科技發展的基本態度」,進行調查結果的初步介紹,對於科學知識,以及科技議題興趣與資訊管道,可以從國立中山大學公民素養推動研究中心相關的出版品中找到。下文則分別針對民眾對科技發展的兩種基本態度、公民素養調查對科技發展基本態度的調查結果、社會學界對風險社會的兩種論述、以及對STS取向研究社群使用公民科學素養調查資料之建議。

科技一直幫助人類解決很多生存問題,它預測颱風、控制水災、增加糧食供給、提供先進醫療、提高生活品質,減少人類生活的威脅。但是,科技卻也帶來副產品,污染、藥物毒品、武器,大規模的災害變得可能。我們認為,民眾對科技發展會有兩個比較明顯的基本態度。其中一個是看到科技帶來的進步與各種好處,另一個是看到科技的風險,這兩種態度代表的是不同的社會考量,具有不同的社會意涵。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科學文化學者Martin W Bauer (2011)認為上述科技發展 的基本態度,代表的是社會上兩種不同目標的科學動員基礎,一為科學的支持(support for science),另一 為抗拒某些科學發展(resist¬ance against particular developments)。

從科學教育角度來看,調查民眾對科技發展的一般態度,有兩個重要的目標假設:(1)增加民眾對科學研究的支持,以及(2)減少民眾對某些科學議題的反對。此二目標牽涉到不同的科學教育策略,一是強調與民眾的科學溝通,驥望民眾支持科學,思考的是科學推廣的方法,解決的是科學教育傳播與溝通的策略問題;另一個是科學的普及化,例如疫苗注射的推廣,科學的普及化常會遭遇常民知識(civic epistemologies)的 挑戰,思考的重點是的是釐清社會對科學普及產生的影響(反省、對抗、助長),是科學與社會間的辯證問題。

台灣民眾用怎樣的態度看待科技發展?2015年調查發現,相當高(八成以上)比例民眾認為科技發展會帶來進步與各種好處(便利與舒適、工作更有趣、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生活品質改善等等)。如果進步態度是科學支持的動員基礎,那麼科學支持的動員基礎與某些個人所在社會結構位置是有關的。收入越高,對科技帶來的好處越有感,這樣的關係,在控制教育程度後,仍然是存在的。男性也是比女性更能感受到科技進步帶來的便利。都市也是比鄉村認同科技帶來進步的事實,教育程度越高,也是越持有正面態度。

另外,從對科技的風險態度來看,平均來說,有大約半數的民眾關心科技發展會伴隨負面風險。例如,有四成左右(40.9%)的成年人認為「人們活在沒有太多科技的生活中會更好 」;有約一半(50.5%)成年人認為「科技的發展最後會毀滅地球」;也有過半(53.2%)成年人認為「如果科技發展的好處可以預期,但是風險不明確,這類研究也應該停止」。同樣地,如果風險態度是抗拒某些科學發展之動員基礎,那麼抗拒某些科學發展的動員基礎也是具有社會結構關聯的,抗拒某些科學發展的動員基礎,將會是收入較低以及教育程度較低的族群。我們進一步發現,對科技風險的一般態度,可能會影響對特定科技議題的支持(如核能發電、基因改造)。

回顧現存來自非科學教育領域巨擘對民眾風險認知的論述,英國學者紀登斯(Giddens)認為民眾對科技風險的普遍認知是再現現代社會的專業分工,由於太過專業分工,大家越來越依靠專家來解決食衣住行上很多的問題,也漸漸失去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生活上要有安全感,便需信賴專家。現實上,科技專家能解決的有限,因此,當對科技專家產生不信任時,風險問題便產生。現代社會很多的災害,也都是跟科技有關,透過媒體網路散布,很快地讓民眾對科技的疑慮加深。也有學者(Luhmman)認為,擔心風險只是因為大家在乎,風險社會是由於風險事件與社會組織互動,因為大家擔心,我們的社會對建置了對各種風險的處理的SOP,隨處可見的這些風險組織建置,讓我們感到風險的存在。據此看來,科技風險認知可能是起因於對科技/專家的不信任,這樣的不信任,並非是因為科技本身的問題,重要的是,個人應該了解,科技本身本來就不是萬能,個人也不應該把問題全部歸給科技解決;從另一個說法,科技風險的認知,也有可能是社會為著某種發展目的,風險是被跨大了。近年來民眾對食安問題、能源科技問題、衛生醫療問題的反應,或許呈現的就是如此一個情況。

對科技的正面支持態度的研究,遠遠不及對科技的負面態度的研究吸引人,對科技發展會存有恐懼想像的民眾,隨時有可能成為抗拒特定科技議題動員的力量。從科學素養的角度,具批判性的科技公民的出現並不一定是不好的事,對於 STS的教學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學習的場域,我們想知道這些民眾又是誰?為何對科技產生風險認知?還是社會/科技變遷的結果?科技風險認知的分配是否不公?問題多於已知,STS社群對科學、科技與社會間互動關係的研究經驗,應該可以提供這些問題一個解答。

參考文獻

黃臺珠編,2015,公民科學素養調查執行報告,國立中山大學公民素養推動研究中心出版。

趙旭東、方文/譯,黃瑞祺/審定,2005,自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安東尼.紀登斯/著(Giddens, Anthony ), 1991,台北:左岸文化。

Bauer, M. W. and Jensen, P. (2011) The mobilization of scientists for public engagement . Public Understand. Sci. 20(1), 3–11.

Luhmann, N. (1993)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 Trans. R. Barret.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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