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題:「總體戰」與國家─社會關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奧地利的傷殘士兵照護

夏克勤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主講人:夏克勤博士(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主持人:李尚仁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與談人:李今芸教授(暨南國際大學副教授兼任系主任)

時間:2014  年 12  月 19  日(五)下午 3:00 至 6:30

地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702  會議室

撰寫人:楊繼超(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大學生)、

楊文喬(國立政治大學台文所碩士生)

此為科技部支持下的一個跨校跨機構計畫,主要的目的是能讓全台灣的世界史學者有個交流與交換意見的平台。此學會現由師大歷史系陳秀鳳老師負責。我們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第一個大規模的作戰系統,又稱漫長十九世紀(Long nighting century),也 導致歐洲舊秩序的終結。不論在醫學、社福等皆有深遠影響。我們可以藉由夏博士的演講了解當時社會脈絡,雖然他本身並非學於醫療史,但亦可藉由其側面觀點分析當時的政治社會史發展。

夏博士開門破題以核心問題論述,主要闡述五方面:

(一)「總體戰」之下的奧地利國家-社會關係?

(二)以傷殘士兵照護體系之發展與參與者作為切入點

(三)傷殘士兵照護:工業化戰爭(Industrial Warfare)的直接社會/醫療後果與晚 期帝制奧地利政治文化的交集之處

(四)討論範圍限制:奧地利帝國(Imperial Austria)/匈牙利王國(Royal Hungary)不論

(五)為什麼「總體戰」需要引號?

一般理由: 概念的特定時空「歷史性」與時代錯誤的風險

實際的問題: 如何翻譯totalizing (而不是total)war

接續著核心問題延伸史學脈絡一、晚期帝國史學之修正派及二、戰時政治社會史。夏博士首先提到帝國晚期奧地利國家社會關係之重要性,和哈布斯堡帝國之終結與當代中東歐歷史的基本架構。接著則說明傳統敘事之民族「復興」與帝國注定衰亡論與修正派「活力」帝國觀,並提出各別提出幾點依據,首先是前者:

a、德語與馬扎耳語人口在 1867 年妥協憲章體制(Ausgleich)中的主導地位:被壓迫意志與斯拉民族認同水漲船高

b、民族主義動員與民主化挫敗的惡性反饋循環

c、Successor-States 的民族復興與歷史敘事

d、目的論式解釋:民族主義/民族國家必備的勝利:非民族國家政體與「現代性/歷史」的垃圾桶

而修正派「活力」帝國觀:國家-社會 Cohabitation dynamics(共生的動態結構)亦有 下列數點:

(一)「總體戰」之下的奧地利國家-社會關係?

(二)以傷殘士兵照護體系之發展與參與者作為切入點

(三)傷殘士兵照護:工業化戰爭(Industrial Warfare)的直接社會/醫療後果與晚 期帝制奧地利政治文化的交集之處

(四)討論範圍限制:奧地利帝國(Imperial Austria)/匈牙利王國(Royal Hungary)不論

(五)為什麼「總體戰」需要引號?

一般理由: 概念的特定時空「歷史性」與時代錯誤的風險

實際的問題: 如何翻譯totalizing (而不是total)war

在第二部份戰時政治與社會史中,夏教授在演講中提及兩個方向:首先是軍方的帝國內部改革願景:去政治化、去民族化、有紀律與效率的社會、對皇室與國家絕對忠誠。中央集權的絕對主義官僚統治消滅了政黨政治,但民政官僚也是“共犯結構”一部分,必須加以整肅;另一個部分是特殊權力的實踐:戰時國內監控機構隸屬於帝國戰爭部、司法的軍事化(削弱基本權利保障與重刑);「戰區」民政機構從屬於軍方控制;開除「不可靠」地方官員與教師、大規模逮捕囚禁「可疑」公(民族主義派政治人物)、軍需工業內勞工控制、佔領區與收復區的「戰爭罪行」。在近年戰時政治社會史研究中有史家認為帝國軍方「以人民為敵」。

當時戰爭爆發時並沒有計畫性的戰爭經濟(總體戰),經濟活動的組織化是戰爭需求及內部生存危機逼迫下的應變發展,是受到軍方本身需求的支配,「國內軍事帝國主義」也加深了民間社會民生必需品的短缺危機。而戰時社會史研究則顯示,極度的物資缺乏、戰時資訊的控制、大規模的傷亡、舊性別秩序與性別化權威在戰時的壓力下瓦解,造成當時諸多的社會問題。

而戰時的國家的社會關係是否從「動態共生」到壓制犧牲已到盡頭,並開啟分崩離析的公民社會?這是夏博士接著要回答的問題。夏博士進而說明在被壓迫與受難之外,觀察戰時公民社會的角度。當時的公民社會是支持戰爭動員,並提供國家持續進行戰爭所需的資源的志願團體與個人。而公民團體也提供傷殘士兵醫療照顧,解決軍事人力與社會需求。它們控制國家存續所需資源,參與關鍵的國家行政措施與機構,這些公民社會活動呈現了戰時國家—社會關係的 另一面:活躍的「非政治」組織成為戰爭動員、國家行政、甚至政體存續不可或缺的力量。這些公民團體與個人就算名義上是「非政治」的「愛國」政府支持者,他們在實踐上已經有了參與決策(資源分配)、加入官僚地盤之爭(turf wars)與公開批評政府官員或機構 的信心、正當性與經驗國家機構無法任意使喚或規訓。

透過志願團體與個人的積極參與,國家始能動員更多社會上有形無形的資源,持續作戰,並維持home front的穩定,間接保護其統治之合法性。戰時國家的急速擴張將其觸角伸入社會過去無法滲透之處,借助於公民社會團體之力甚多。公民團體的積極投入模糊了官方、民間、國家的社會界線,也顯示社會某些階層相當願意以積極且實際的行動支持哈布斯堡體制。但也因為這些團體與個人的投入是國家行政與作戰不可或缺的一環,他們的活動在正常制度化的政治活動被壓抑的時刻,創造出另一種「政治活動」的空間,其中不乏對官方權威公開的批評與挑戰。因此,戰時動員並非單方向的國家從社會榨取資源,也包括 公民社會成員進入急速擴張的國家組織體系,影響國家行政舉措,甚至以間接形式監督國家官員之活動。

戰前動態共生的國家-社會關係在戰爭動員與 管制下,經歷了劇烈的挑戰與壓抑。但同時,此共生的動態在戰時急速擴張的醫療照護與福利服務的領域內得以延續,並成為公民社會新的「政治空間」。當1917年照護與福利國家擴張成為帝國求生最重要的政策之時,這些公民團體與個人也成為如假包換的政治參與者。

緊接著下半場由與談人李今芸教授論述他在看夏博士的論文中的一些個人觀點。首先李教授透過四個機構來看奧地利政府利用戰爭做的社會凝聚力;再分析為何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哈布斯堡王朝體制下皆被赤化  ,唯獨奧地利沒有?是因為其存在的特殊文化性嗎?在文末夏博士亦有完整分析 ,隨後李教授說他曾問他的旅歐朋友是否會懷念奧地利的政權?朋友回答會懷念,但不想回到過去。此觀點就好比現今台灣在滾滾歷史潮流下,對於日治、日據兩派不同觀點想法。或許李教授的朋友的說法亦述說其時代背景性 ;民族主義在一戰後刺激下所有新興小國因而建國;最後提及哈布斯堡對當地地區的貢獻,小國雖然被統治,但仍會懷念。此有類推到現今歐盟中,英國有意退出,但政府行政無效率的國家諸如希臘、西班牙等國視歐盟為德意志帝國的霸權主義再起,也引發台下諸多貴賓的呼應與回應。

文末,總結夏博士回應諸位貴賓之想法: 一、何謂天主教動態共生的角色?

夏博士熟悉德語系國家。教會有階級存在,在上層的菁英貴族勢力視為傳統哈布斯堡的皇族政體,背後的力量是意識形態與符號支持;而在底層則是一般教士對現狀(自由經濟的放任)不滿的新社會運動,其觀點雖不否認天主教會的角色定位,但要求社會需世俗化(基本信仰),因此當我們在看此一事件時,也要關心民族主義本身所存在的問題。

二、紅十字會本身有兩個。一為日內瓦 ICRC 國際紅十字委員會;另一為美國參與支持的委員會。而在當時關於斯拉夫士兵對俄國投降所引發的一戰東線最有爭議問題,是斯拉夫民族對哈布斯堡體制的厭惡,因而影響其對俄國投降的意願。基於反抗意志,然則奧地利針對第一共和時所稱:「我們的帝國背後被人桶一刀。

但其實投降未必是民族主義所影響,可能是當時的戰亂、氣候等環境因素所致。是有此一說,民族主義團體綁架國家勢力擴張;民族主義成為脫離不滿現狀情形 的代名詞。

三、這些公民團體在戰前後有沒有被改變?舉紅十字會為例,其於戰前戰後皆無 改變。公民團體存在階級性,當這些公民團體與國家利益非一致性時,則利用國家利益強化,並推動民族主義做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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