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博士第一年：攻讀STS與技術哲學（PoT）

洪靖／荷蘭University of Twente哲學系博士候選人，hungching1982@gmail.com

來到荷蘭攻讀博士已經一年又三個月，深深覺得荷蘭雖然不是熱門留學地點，但的確是從事 STS研究的好地方。藉由這篇文章，我將聚焦介紹我所在的學校University of Twente，以及目前攻讀的領域Philosophy of Technology（技術哲學，簡稱PoT），並簡要論及STS與PoT的關係，最後部份則簡述我正在進行中的研究。[1]

University of Twente與 PoT[2]

Twente這間荷蘭大學相當年輕（建於 1961 年），雖然在台灣的知名度並不高，但在歐洲被視為最有潛力的學校之一，系所結構和清大頗為相似，雖以理工與生科為主，但人文社會科系量少質精、學術表現很好；產學合作則類似交大或成大，與產業接觸密集，學生很受業界歡迎，創業者亦不在少數。我所在的Twente哲學系，說起來不太同於一般的哲學系：目前這裡每個老師從事的哲學研究都跟技術或科學有關，無一例外。系上分為三個研究群：人類與科技關係的哲學（philosophy of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科技倫理（ethics of technology）、實踐中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ractice）。

前兩個研究群屬於 PoT，後一個則算是科學哲學。最後這個研究群我比較不熟，但知道的是負責這個群組的負責教授 Mieke Boon 同時也是「實踐中科學的哲學學會」（Society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Practice）的五個創辦人之一；這大概也意味Twente在這個領域頗有表現。至於PoT的兩個群組，近年在國際上影響力甚鉅，更被知名技術哲學家Don Ihde譽為當代技術哲學的重鎮（Ihde, 2009: 20）。目前第一個研究群的負責教授Philip Brey是荷蘭3TU.Ethics科技倫理研究中心[3]的主持人，而這是一個對於荷蘭政府科技政策極具「話語權」的一個跨校組織；第二個研究群的負責教授Peter-Paul Verbeek[4]是目前「哲學與技術學會」（The 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主席，正在籌辦2015年年中於中國瀋陽舉的技術哲學雙年會。

荷蘭當然並非只有Twente在做PoT與科學哲學，但整體而言Twente的研究隊伍最為整齊，也與STS保持著最密切的關係。這可分為兩個層面來談，一個是組織發展上的，另一個則是研究取徑上的。在組織發展方面，Twente不只是荷蘭最重要技術哲學中心3TU.Ethics的發起單位之一，同時也是另一個側重社會學的老牌荷蘭STS跨校組織WTMC （Graduate Research School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odern Culture）的創辦成員。Twente不少老師都是兩邊跑；有的研究生被放在3TU.Ethics博士學程裡[5]，有的則加入WTMC的博士學程[6]。另外，Twente在荷蘭STS的發展歷史扮演了兩個「第一」：成立荷蘭第一個具有STS意義的研究單位Center for Studies on Problem of Science and Society（荷文 De Boerderij），並且設置第一個建制化的跨領域碩士學程Philosoph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PSTS)，由哲學系和科學、技術與政策研究系（Departmen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olicy Studies）共同主持，算是一個同時看重社會學與哲學的STS教學取徑。根據以上描述，大概不難看出Twente在荷蘭STS發展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順道一提，在台灣最知名的荷蘭STS學者、SCOT（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理論創建人Weibe Bijker正是在Twente獲得他的博士學位。

PoT 與 STS

在研究取徑上，Twente標誌了技術哲學中的經驗轉向（empirical turn），而這個轉向其實導因於STS的影響。Twente的退休系主任Hans Achterhuis[7] 在千禧年附近編輯了一本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Turn（先1997荷文版，後2001英文版），介紹了北美六位PoT理論家，其中有三位──Andrew Feenberg、Donna Haraway、與 Langdon Winner──都是台灣STS耳熟能詳的人物。前系主任Philip Brey也在PoT的代表性期刊Techné刊登一篇名為Social Constructivism for Philosophers of Technology（1997）的文章，正式引進諸如SCOT、ANT (actor-network theory)、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等 STS概念。總的來說，透過學習STS研究科技的方式和洞見，PoT在研究取徑上開始與過去產生一定的距離與斷裂。

以往PoT受到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影響極大，傾向把科技視為一個整體（Technology-with-a-capital-T）來探問科技的本質為何、為科技下定義。在海德格式的科技觀中，科技通常是一種負面與壓迫的力量，剝奪自然也侵害人性。這種觀點亦單方向地討論與關注科技對於社會的影響，卻忽視在科技的設計、製造、與使用過程中社會所扮演角色與力量。而STS對於社會角色的重視，恰好帶給PoT一定程度的啟發與眼光。就跟STS通常不賦予科學和技術某個本質性定義一樣，如今PoT研究也鮮少從定義技術出發，而是透過具體的案例研究來看各種科技（technologies）如何與社會不同群體互動，並從中探問未來「科技－社會」的可能問題與發展潛力。在這個新的取徑下，PoT目前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工程導向（engineering-oriented）與社會導向（society-oriented）。前者的研究對象以工程為主，藉由觀察工程實做（作為一種社會活動）來探討「什麼是工程（與工程知識）」的問題；後者專注探索科技與社會（主要是使用者）的互動，並由此討論「什麼是人」與「什麼是社會」的問題。

社會導向PoT對於技術與社會（使用者）關係的關注與STS非常接近，許多作品也都大量引用典型STS文獻。不過，與STS略有差異的是，PoT很少提到要以某些社會共識或者道德準則來控制與防範技術發展，也很少論及所謂的預警原則。它的出發點比較接近Bruno Latour所提出的ANT立場：社會範疇不是解釋項，而是待解釋項。例如，Latour曾經提問，你聽到警示音並繫上安全帶再開車，這個道德行動的「道德」到底在哪裡？對於Latour來說，道德很多時候是科技的產品，而不是原料。Latour甚至認為，經常抱怨社會大眾品德低下與道德淪喪的社會家實際上搞錯了方向：與其一直討論人／社會，不如將眼光放在物／科技（Latour, 1992）。受到Latour的啟發，PoT也暫時停止以社會之名在科技面前劃下警告線、要求科技不得越過雷池一步。例如，PoT重新將Michel Foucault解讀為技術哲學家，認為Foucault並不直接簡單直接地反對技術作為規訓的權力施展，相反地，這些技術權力實際上是催生當代主體（靈魂）的關鍵，換句話說，重點不再是「以自由之名推倒技術及其權力」，而是「如何發展我們與技術的關係」、甚至「如何使用科技塑造自己成為理想的主體」（Dorrestijn, 2012）。對於PoT（至少社會導向者）來說，人類的主體、感知、與行動都是透過技術中介（technological mediation）而形成，純粹的人類主體並不存在（Verbeek, 2011）。

STS曾經教會PoT許多，如今PoT或許可以反過來幫STS一點忙。過去數十年STS努力破除科學與技術的神話，成果十分豐碩，不只揭露科技發展過程中行動者的利益糾葛，也重新看待專家與常民的知識位階與落差。大體而言，STS的階段性任務──解構──已經大致完成，未來重點或許應該轉向新的目標──重構。人們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主體？我們要有什麼樣的社會？如果科技與社會兩者勢必相互構成，那麼在一個理想的未來中，我們要讓或應讓科技做些什麼？賦予科技這些能力的正當理由又是什麼？即使STS認為民主是決定社會走向的必備程序，STS也應該要能提供自身的未來圖景（scenario）版本。STS對於科技社會的「實然」鑿斧甚深，如果能夠搭配PoT對於「應然」問題的追問與探索，未來STS將能擔負起提供科技社會發展原則與指向的重任（我很期待）。

永續未來的技術政治？研究計畫簡介

我正在進行的博士論文主題正是奠基在上述的研究立場與實踐關懷。我的研究計畫從這樣一個問題開始：我們是否「可以」（be allowed）利用科技讓人們變得環境道德（environmentally moral）──做出有利環境的行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從我的碩士論文（洪靖，2009）延伸而來。當時基於STS技術物腳本的理念，論文主張綠色設計除了自然友善之外，也必須能夠影響使用者的行為方式，換句話說，STS需要一種對於技術政治性（Winner, 1986）的「正面用法」，意即將技術權力視為矯正自然與社會之間不平等的可能途徑。後來發現，這種對於技術權力的辯護，似乎引發一些不安與質疑，被認為有損人類自由並且暗示一種集權控制。問題或許出在碩論僅僅只是說明技術有此功效，卻沒有替實行這樣的功效找到合法性基礎與正當性來源。

因此，在博士研究中，我試圖將討論範圍擴大，以期完整構造一個容許「設計技術來督促環境道德」的理論框架與哲學基礎。這不只是一個行動或設計策略的哲學論述，更關乎在STS肯認集體（collective）乃由人類與非人（nonhuman）共構而成的情況下，要如何找到一個有效的個體認知與政治程序來容納各式各樣的技術物，與它們協同構作一個永續的生活型態。這個研究大致採取三個階段：（1）根據不同的運作機制（mechanism）來區分不同種類的「行為影響技術」（behavior-steering technology）或「勸服科技」（persuasive technology），並說明真正容易引起焦慮與反對的技術大多屬於何種類型；（2）從個人層次與心理學的角度，嘗試重新理解所謂人類自由與尊嚴，進而消解反對意見背後的哲學預設；（3）從集體層次與政治哲學的角度，重新框架民主的意涵，而這種新的民主型式將比審議民主更有利於達致永續社會的理想，不只容納技術權力的存在，更能讓這種技術權力發揮正向作用。

未來研究將會如何開展，目前尚不清楚（畢竟這才第二年），不過我很樂於在此與大家分享一些初步想法。熟悉「技術影響行為」相關論述的朋友或許很快就看出來，我的研究企圖與「輕推」（Nudge）有某種程度的相似，都肯認技術影響行為的現實，也都贊同政府應該善用此法（Thaler & Sunstein, 2009）[8]。不過，雖然兩者提出的建議十分類似，但我希望達致的哲學基礎，卻不同於輕推的提倡者。輕推的正當性基礎是「自由家父長制」（liberal paternalism），它並無意挑戰人類作為自治主體（autonomy）這個哲學假設，也只把技術輕推限定在作為共識目標（ends）之下的手段（means）（Sunstein, 2014）。但我希望分別從個人層次與集體層次超越這個假設。

就個人層次來說，我預計引入心理學家B.F. Skinner，透過PoT的眼光重新解讀他的作品。Skinner不只是個發明各種心理學儀器與實驗的行為主義者，他其實有一整套關於「什麼是人」的理論以及政治願景。最有趣的是，他和Foucault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對於Skinner來說，human autonomy（包含 freedom 與 dignity）雖然是個理解自我的有效字眼，但實際上在充滿技術的生活世界中，autonomy很可能只是個不存在的幻象，反之，人類需要的是一種行為的技術（technology of behavior）。Skinner曾經因為這種觀點被譽為全美國最危險的學者，以至於最後只能成為心理學教科書中的一個小小角落，但我嘗試從PoT（特別是技術中介理論）的角度將Skinner帶回，並且說明他的洞見可以給予當今的技術思考莫大幫助。

目前論文最困難的部份在於集體層次的問題。我希望論證，人（群）與人（群）雖然可以透過民主協商過程達致約束社會行為的共識甚至法律（也就是社會契約），但基於環境後果不易感知與長期未來難以估算的現實因素，我們將難以透過理想中的民主協商程序來獲得約束環境行為的共識或法律，意即，「自然－社會契約」幾乎沒有存在的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下，促進環境行為的技術中介必定要是也將是目標導向的，因而無法只是實踐共識的工具。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將引入政治哲學家Chantal Mouffe的政治架構，說明民主過程最好被理解成爭議的（agonistic）而非審議的（deliberative）或聚合的（aggregative）（Mouffe, 2005, 2006, 2009）。換句話說，在敵／我區分永遠無消除的情況下，技術中介將是一個用於轉化人民偏好與習慣的合法工具──它是民主的過程，而不是民主的產物，更不是民主的腐蝕品。在這種民主框架中，對於技術權力（及其設計者）的焦慮可以被大大減緩，因為技術權力將不再是必須除之後快的危險，而是全體共構永續未來不可或缺的元素。

結語

以上簡介了荷蘭University of Twente的PoT現況、PoT與STS的關係，以及個人研究計畫的方向與梗概。希望這篇不長不短的文字，可以給予大家一個還算清楚的荷蘭STS與PoT的印象，也能激起大家對於荷蘭取徑的興趣。非常歡迎想來荷蘭攻讀STS相關主題（不論碩士或博士）的同學與我聯繫，我非常樂意提供資料與協助（很希望能多一點人來）。若有老師有意前來Twente訪問，我也可以協助聯繫和居中協調。最後，歡迎對我研究主題感到興趣的老師與同學賜予批評指教，希望之後能在中文環境中有更多機會就此議題進一步交流與討論。很希望留學荷蘭的旅程可以為台灣STS帶回一些新的、不一樣的東西，也期盼這條嘗試融合STS與PoT的博士研究之路能夠順利走到終點。

參考書目

Achterhuis, H. (1997). Van Stoommachine tot Cyborg: Denken over Techniek in de Nieuwe Wereld.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Ambo.

Achterhuis, H. (2001).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Turn. (R. P. Crease, Tra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rey, P. (1997). Social Constructivism for Philosophers of Technology: A Shopper’s Guide.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2(3-4), 56–78.

Dorrestijn, S. (2012). The Design of Ouw Own Lives: Technical Mediation and Subjectivation After Foucault. s.n.], S.l.

Hung, C. (2014). Beyond Heideggerian Criticism toward Technology: The Implications of Dutch Society-Oriente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for STS in Taiwan. Presented at the 2014 Taiwan STS Annual Conference, Taipei, Taiwan.

Ihde, D. (2009). Postphenomenology and Technoscience: The Peking University Lectur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atour, B. (1992). Where Are the Missing Masses? The Sociology of a Few Mundane Artifacts. In W. E. Bijker & J. Law (Eds.),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pp. 225–258).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Mouffe, C. (2005). On the Political.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Mouffe, C. (2006).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London ; New York: Verso.

Mouffe, C. (2009). The Democratic Paradox. London; New York: Verso.

Sunstein, C. R. (2014). Why Nudge?: The Politics of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aler, R. H., & Sunstein, C. R. (2009).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Revised &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Verbeek, P.-P. (2011). 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nner, L. (1986). 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洪靖，（2009）。《永續建築與適當科技：如何重塑使用者與現代社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