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於 2020 年會 COVID-19 圓桌論壇之發言稿，同步授權刊登於獨立評論@天下】
大家好，這是一個 COVID-19 圓桌論壇，主要的目標是討論，所以我定的題目是〈後疫情時代的後見之明與具體研究〉，我想從三個面向來反思在疫情當中的學者反應，以及後疫情時代的學者責任。我這裡所說的學者，主要指涉的是廣義的人文社會科學者。
後見之明的反省
我提的第一個面向是「後見之明的反省」，我想以一位美國醫療人類學者的反省來開始說起。這位學者叫 Katherine Mason，是做中國在 SARS 之後防疫體制變遷的研究。
前一陣子，就像一位台灣學者跟我說的，疫情爆發後，一夕之間，疫病研究好像就要成為全球顯學了，人人都在評論。在這種情況下，原本就做疫病研究的學者自然更閒不下來。Mason 就是一位在疫情當中很忙碌的專家學者。疫情之初，她針對中國的疫情和美國的疫情發展，在各種媒體上有很多的發言和撰文。但是，在5月時，她在美國文化人類學會的網上論壇刊登了一篇反省的自白文章，Missing the Revolution with Covid-19: On Hindsight and Ethnographic Expertise，她說明了自己在這段時間以來的努力，也承認了自己的判斷錯誤。
在這裡，我不是要細數她的正確或錯誤，以及分析原因，而是要指出，她的反省是很重要的提醒。她在自我反省後，仍然表示學者的公共性發言很重要，未來她還是會繼續發言，也認為自己仍有些專業知識得以貢獻社會。但是，她最後強調：
我已學會在運用田野權威（ethnographic authority）的時候要更加地小心謹慎，從此之後，我不會超越份際。（譯註：原文用字為「留在軌道上」［staying in my lane］。）
對我來說，Mason 的事後反省或後見之明非常難得。我並不知道她在疫情當下發言的時候，內在自信的程度有多高。但就我自己而言，疫情當下我發言時，經常感到戒慎恐懼。我甚至常對人說我無法對當下的疫情提出判斷發言，因為我跟大家一樣，訊息來源都有限，也只能根據以往的研究經驗，和零星的可靠資訊，提出一些看法或指出憂心之處。但我想避免直覺式的發言，所以無法下任何斷言。
以 Mason 和我來說，無論我們當初發言的結果是否正確，身為疫病與社會的研究者，我們所做的事、走過的心路歷程其實是一樣的。在後疫情時代，Mason 的反省和我的思考也是一樣的：我們必須對自己的專業有更戒慎的底線敏感。
在疫情當中，我們只能根據原本的研究知識、經驗，來觀看、判斷與推測諸多未能充分檢驗且不周全的訊息，當下偶爾出現直覺式的反應，也許難以避免。但是，在後疫情時代，直覺式的、非具體研究的學術討論，我想應該要避免了。要做到這點，也許我們至少需要先回看與反省疫情以來的討論狀態。
所以，我的第二點反思，就與學術討論的目標有關。
疫情中的批評與正義
在台灣和中國，在疫情緊張的時候，許多人都感受到一種明顯壓力，就是希望先放下對於政府的公開批評，甚至可能呼籲公開支持、稱讚政府，認為這樣才有利於防疫。我不確定這種現象在其他國家是否一樣?（我知道瑞典也很特別，但這裡就先不討論了。）我請問過日本或韓國的學者朋友，他們說他們並沒有不要批評政府防疫作為的發言壓力，而且強調他們都是民主國家。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也許我們可以問，為什麼台灣或中國的這種現象比較明顯？中國的情形我很清楚，我相信各位也很清楚。但是，台灣的現象則令我困惑與憂心。
一方面，我可以理解緊急狀態下的團結抗疫呼聲，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疫情最為爆發的時候，世界各國領袖的施政滿意度都達到新高，連川普的滿意度一度都很高。但另一方面，我也有兩個困惑，一個是，台灣的狀況跟全球比較起來，一直都稱不上危急。那麼，我們公開發言的壓力應該就不是因為狀況緊急了，而是要支持維護既有的防疫成績。但是，這樣稱得上是緊急例外狀況而應該暫緩批評嗎？還有，從人文社會科學批判反思的角色來看，這樣的發言壓力考量，是尋常的嗎？
我還有另外一個困惑，那就是，即使在疫情當下發出批評，就真的不利於防疫治理嗎？在我們經歷重大歷史的時刻，應該還是可以同時見證、努力與反省。如果發言批評就是找麻煩，學者應該暫停批評，那意思是說人文社會科學在疫情之中是沒有任何意義與角色的學術領域嗎？
當我問到最後這一個問題的時候，我想到，其實有些學者並沒有忘掉自己的學術作用，在中國這是很稀鬆平常的現象，在台灣也可以見到。也就是，我們會看到某種言論，默認、接納甚至合理化緊急情況下的疾病隱喻和污名、人群分類與制度性排斥，並且為國族主體的塑造與政治權力運作中的爭議尋求正當性。許多平常人文社會科學對於異質性、不平等、正義、民主等的關注，在疫情當中經常被擱下了。
疫情當中，值得學者討論批評的議題實在很多。就算暫且不提我一直批評的「武漢肺炎」疾病污名，光是指揮中心特定科別的醫療至上組成與決策模式就值得檢討。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指揮中心的前身是去年 12 月底 CDC 就開始的內部應變，到今年 1 月 20 日正式成立。剛開始全世界都不清楚狀況，後來這個指揮中心層級一直拉高，表示防疫規模一直擴大。但是，成員的專長基本沒有改變。我們從各種公共衛生危機的經驗中得知，這樣的專業組成足夠嗎？
還有，指揮中心清一色的男性成員，對比於許多女性防疫醫師作文宣和前線的女性護理人員，這段時間以來，我們每天都在看這樣的畫面。官方文宣講的，17 年來 CDC 防疫建置有成，但是，從 SARS 之後台灣建立的防疫醫療網，在這次疫情當中到底發揮了甚麼具體作用？我個人是看不出來，但很希望能有具體的研究證明我的質疑不必要。還有，檢疫的技術標準與權責一直沒搞定，這個何美鄉老師講得很含蓄，但也夠清楚了。白牌車司機一案，我們不知道真相是什麼，但看得見它的因果推論很粗糙。
還有，在中國的台灣人無法自行回台一事。「小明」議題，從一開始不是問題，到陸委會處理不當而引起輿論嘩然，導致下不了台的政治操作。健保卡旅遊史註記到監控技術一再擴大、而且無限期的人權與民主問題。這些種種的議題，對於國家與社會的福祉都很重要。
但是，在疫情期間，這些問題很少被拿出來公開認真討論。偶爾，有人提出質疑批評，也常遭受批評。我一位法律學的朋友，因為常批評政府防疫侵害人權，而被同事叫他「欸，中共同路人」。
以我個人的思考為例，身為一個住在台灣的幸運台灣人，和身為一位長年關注疫病研究的批判性學者，我在看待疫情時，會有不同的感受與反應。但是，當我做為一位學者要發言時，我想應該要從學者的角色出發。
這一次，各方焦點好像都是台灣防疫成功，我也享受到了身在台灣的安全感與好處。不過，身為一位長年研究醫療衛生議題的學者，我很清楚不會有一個完美的防疫治理。而我以為，學者的研究責任，就是要看見並分析矛盾、衝突、斷裂、隱藏等各式問題，以期學術研究能發揮批評和改進政策的價值。
這就涉及了我要說的第三個面向。
重新審視疫病、污名與不平等
第三個反思面向是，疫情的恐懼感與社會壓力暫緩了，很希望學界各領域的專家們重新審視我們共同走過的這段防疫之路，以利於反省與前瞻。以我自己來說，我想回歸我自己長年以來對於疫病、污名、不平等的研究關注，我希望能針對這次的疫情，以具體的防疫案例進行嚴謹研究。但今天時間有限，只能先說明一下我的基本理念。
關於疫病的歷史研究，無論是遙遠的歷史，還是近期的歷史，通常都會指向一個大哉問：那就是，我們該如何評斷一個國家的防疫是否成功？除了表面可見的疫情數字與國際比較外，研究者還必須回到各國具體的政治與防疫實作，以及不同位置的人的處境，才能真正探究結論。換言之，比較研究的基礎必須建立在具體清晰的案例之上，而不只是相信官方報告或表面數字就好，也不適合以理論套用或臆測即可。
我做中國麻風防疫的研究有一個深刻的感想，我是這樣寫的：「中國麻風防治的例子讓我們看到，生物醫療科技的有效性常被誇大，而人與其他抽象象徵因素卻常被低估。在防疫過程中，非關科學的理念與情緒，可能才是疾病治理成功或失敗的重要關鍵。」
我希望能在 COVID-19 的研究上，繼續表達出我對疫病全球化、國家治理、污名歧視與邊緣族群的研究關懷，如同我一貫的研究理念，我認為這樣才能「揭示隱而不宣的複雜社會邏輯，以突顯影響特定社群中人的行為、思想及語言等道德規範的文化特質（ethos）。」
好的，我就先報告到這裡，感謝大家，請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