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7/27, 2020），衛福部部長陳時中來成大醫學院演講，題目原本訂「台灣因應新冠病毒甘苦談」，知道這個消息時，心裡覺得有點驚訝，但也有點高興。驚訝的是我們已經到了可以談甘苦談的時候了嗎？高興的是，若不是在成大做博後，怎麼有機會在這個防疫還如同作戰的時刻，親眼看到領軍指揮攻防的將軍本人？我知道該不該把防疫比喻為作戰，許多哲學家有不同的意見，但從陳時中部長這次的演講裡，我可以證實在他心中，確實是以「作戰」的概念來應對這次的疫情。
接近演講時間，我跟 STM 中心的同事們一起走到演講廳，直到門口處才發現原來講題改了，改成「台灣 COVID-19 防疫 — 挑戰不可能的任務」。本來大概還能猜出要聽到什麼甘苦談，現在題目忽然升為好萊塢等級，就跟看被片商大力宣傳的電影一樣，一被認真宣傳後，反而不太確定會看到什麼內容。不過，我想大家都不在意這件事，因為男主角馬上就要現身，題目訂什麼已經不重要了。走進講廳，醫學院院長沈延盛準備開場主持，在微免所認識的免疫學專家們（林以行教授、楊倍昌教授、張志鵬教授、葉才明教授）也都陸續現身入座，還有不少穿著粉紅、白色工作衣的醫護人員，大概是來不及換衣服，來了就站在最後一排等聽演講。講台前的攝影機，拉升了開講前的興奮感。
部長從 2003 年台灣的 SARS 經驗開頭，談到這幾年台灣的準備，包括修訂「傳染病防治法）、強化「傳染病監視及通報系統」、建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設置機制等等，以及疫情剛滲入台灣但還不明朗時，疾管局如何邊做邊修正疫調，包括第一起死亡案例、白牌計程車司機、清潔工（也是最讓他緊張的案例之一），細細數來。在聽的過程中，沒有明顯感覺到想宣揚戰績的企圖，也沒有想要討拍、討疼的情緒，好像就是在聽一位長者說出「我記得那時候…」的故事，然後，現場的每一位都在他的故事裡。由於我正準備從科學哲學因果模型觀點，為台灣防疫決策系統建立一個模型運作觀，比較有興趣他談台灣建置「傳染病防治醫療網」的部分。所以下面，我整理出陳部長談台灣公立醫療體系在新冠肺炎疫情緊急時期所扮演的角色與貢獻，以及從衛福部部長的角度，重新思考台灣人看小病的現象，並預計將此文化納入未來擘劃台灣健保全面改革的考量之內之逐字稿；以及最後 Q&A 時間，一位成大醫學系六年級學生的提問。
（這只是演講約二十分鐘的內容和 Q&A 三個問題的其中一個，先記錄到這裡。若有時間，再把其他演講內容與提問與部長的回應整理出來）
一、台灣公立醫療體系在新冠肺炎疫情緊急時期所扮演的角色與貢獻
這次我們深切地體會到一件事，就是公立醫院的重要性。我們在最緊張的時候，都是部立醫院在即時地 support。這是很重要的，我不是說其他醫院不好，就是在一個國家裡面，一定要有一個強大的公立醫療體系，它才能夠支援這樣一個緊急的情況，因為它是一個直接的命令，直接去做。
整個世界幾個大的醫療體系，到底它的優劣是什麼？台灣在有一段時間一直被討論說是不是太過於商業化，但事實上，台灣是有一部分的商業化，可是如果跟世界比較起來，不算是商業化很嚴重，畢竟還是一個公務體系和財團法人的體系在支撐著我們。三月十四號大概前十天，我就開始在行政院警告歐洲（疫情）馬上就要起來。那時候我以為我們有時間可以因應這個事情，因為那時候我們心裡想說，歐洲不管它的醫療體制也好，或是它社會福利的體制也好，都是非常健全的。可是到三月十四號，我們發現這個情況可能是完全失控的情況。那時候的情況比現在還要輕微，現在比那個時候還要更嚴重，不過那時候我就覺得那是已經失控了，所以我在三月十四號下午，大概以後在歷史裡面，可以來檢討說，你說它是一個果斷的決定，還是一個荒謬的決定？3 月 17 號宣布全世界都做邊境管制，進來要檢疫十四天，從三月二十一號開始做。從歐洲的，就是要拉回來，前面十四天的全部都找回來做居家檢疫，那是一件工程很大的事情。可是，我們台灣人民就是很可愛，我們召回九成多多多，我們檢出一百多個病人，那也是一個蠻大的數目。
回過頭講我們的醫療體系。由於歐洲是社會福利的醫療體系，大家看病都要撙節使用，小病在歐洲，如果你是感冒相關的症狀，跟你約個時間，是十天到十四天，以前我們都蠻羨慕他們，把浪費減到最低，可是這次我們看得很清楚，這十天到十四天，當你有症狀，其實是傳染的最高風險期，所以因為那樣的醫療體系讓歐洲儲存大量社區有感染的人，這個它一爆發，我看它那個曲線，幾乎是垂直地往上升，那時候想說為什麼？這些是進步的國家，跟我們看中國的問題是有點不太一樣，他們有隱匿有很多的事情，可是在歐洲他們事實上是不會有的，那為什麼會這樣子。事實上，就是醫療體系影響非常地大。
二、重新思考台灣人看小病的現象，以及未來的健保改革
台灣大概都被批評說，我們看小病很多，可是從這裡面看出，看小病有沒有它的意義？其實我覺得這是我們這次在健保通盤改革的時候要去思考這件事。我是覺得看小病是覺得有意義的，可是我們以前把看小病的意義稍微有點弄混了。看小病的意義是在於診斷，而不在於治療。你把診斷說是基本上可以治癒性的疾病，其實藥物可不用那麼多，我們現在診斷就是『卡粗』（較粗糙）嘛，『試看麥』（試試看），try，嘗試性的醫療做很多，認真診斷的時間花得比較少，所以我認為健保的改革，小病仍然要看，但我們應該治療費用把它侷限比較多，把診斷的費用用得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看美國，美國是比我們更商業型的，是一個非常商業化的醫療體系，醫療體系非常貴，使用者付費的觀念，大家也都是撙節使用，那就會和歐洲產生一樣的問題，就是會產生 delay，另外一個問題，因為它是一個商業體系，他們的政府大概做幾件事，一個是讓中型的醫院關，因為本來這些病人的情況都是可以延遲的，如換髖關節、處理白內障等，所以就大量鼓勵 lay-off 員工，從經濟面來看待這個事情，可是這樣就把上層的醫院擊垮了，所以美國醫師多很多，體系也算很完全，但在需要打仗的時候，也因為商業化的關係，讓它整個軍隊沒有辦法上戰場去打仗。上層醫院什麼都要看，再加上感染性的病也要看，這樣很快就弄垮了。一開始我就在這裡強調『體系』，我們這邊醫學院的學生很多，大家都是非常優秀的，可是大家在專注在課本之外，可能對整個社會、人文、法律，這些會影響到我們整體國家會影響到醫療防衛的能力比個人的能力可能還來得更重要。
三、醫學系學生提問
我們在這次疫情發生以前，常對各國的人宣傳我們的健保制度，都是一種模範，到這次疫情，可以算是相當 outstanding，可是回過頭來，在做國際公衛或國際關係的人可能會覺得，台灣可能是很好但很難被複製的印象，比如您剛提到用手機的訊號來… 也不算監控的這個模式在台灣做得很好，可能是我們對政府的信任，還有政府內部的分寸，但如果說，今天香港突然說想要學我們，六月的國安法被通過了，部長剛也有提到，台灣應該要盡可能地幫助國際，特別是各國的 CDC，在疫情現在的階段，台完回到政治、國際現實，台灣的政府或公衛人員，到底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或發揮什麼樣的功能，請部長跟我們多做分享。
四、部長回應
我們在國際，不管是在醫療或公共衛生的體系，台灣確實受到很多的打壓，沒有辦法走出去。不過，我在一開始就講說『歷史終會證明一切』，這種國家與國家或國際之間的型態，其實也不急得，但問題是：我們自己準備好了沒有？我們會希望能夠幫別人的忙，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助』這一塊能做好。我自己從事公共事務，對自己的期待就是應該做的事情把它做好，這很重要。第二個，有關政策的實施，我們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透明度很重要。一旦透明，大家對於管制就能接受它。你不透明，你沒有辦法管他，他也沒辦法接受。這次在 Covid-19 的整個過程裡面，我們也認為我們政府做到這個東西。其實我們做政務官，就是感激人民的信任。因為很多事情，就是人民的信任，我們才有辦法做。但是我們也很自豪地講說，我們也做到了絕對的透明。每一次訊息出來，我們也都很掙扎，但我們指揮中心決定，第一時間要讓人民清楚情況，因為整個國家在防疫，我相信不只是防疫，贏得人民的信任，這個政策才能確實去落實，那怎麼樣讓人民才能信任，無外乎就是透明。我們這次也看到，台灣人氣質就是好（台語），政府應該站在台灣人民就是氣質好，讓人民知道更多，公民對話應該展開更多。未來健保改革也是，展開相關的對話，因為都與大家有關。雖然這次疫情讓台灣傷害很深，但也因為這樣讓台灣更進步。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