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倍昌／成功大學微生物暨免疫學研究所教授
湯瑪斯•孔恩 (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 在1962年出版《科學革命的結構》(以下簡稱《結構》)，在哲學、科技史、科學的社會研究等學界掀起一番新思潮。孔恩認為書寫科學史應該了解科學的知識內容，也自認是內行人寫學科內史，《結構》所記錄的是科學發展的實際過程。《結構》的中文台譯本在1985年出版 ，在科學史學/哲學學術領域的書籍中，它算得上是生命期很長的暢銷書。2012年是《結構》出版屆滿五十週年，台灣學界也舉辦了回顧性的研討會。工作坊會場在陽明大學舉辦，它是台灣生醫科學的重鎮之一，實作的研究人員眾多。然而，讓我驚訝的是與會者大多是史學、哲學、STS的學者，極少是生醫「硬」科學家(hard-core scientist)。2014年4月，在 《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8期《結構》五十年紀念專輯之中，只有一篇文章以經濟學的例子「探討《結構》以降科學哲學、科學史、與科技研究所共同關注的科學實作，在方法論轉向下，科學哲學為科學史與科學研究提供局部性的方法論規範 」。除此之外，其他文章的內容是集中在科學哲學、STS所關心的議題上。對照《結構》台譯本的翻譯者，程樹德的本職在醫學院、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研究生物演化。程樹德的出身及職業至少說明，《結構》書中的觀念，也能讓專業的生醫學者欣賞。 只是，《結構》出版五十年，實作生物科學社群是否真的受到它影響？在台灣讀過《結構》的生物科學社群為什麼沒有回應？
《結構》出版五十年，在歐美社會科學界所引起的話題不少，其中包括：《結構》的知識生產脈絡與通識課程、孔恩對SSK/STS的保留與質疑、精神分析之下看見孔恩的「逆伊底帕斯情結」、是內在史還是外在史、為什麼孔恩在《結構》之後的書完全沒有在《結構》的影子、誰是STS的國父、誰算孔恩人(Kuhnians)等等。這些議題雖然豐富而有趣，它們多半並不是實作科學家能夠參與的話題。至於「典範」與生物學家Ludwik Fleck (1896-1961)的「集體思想」(Denkkollektiv, thought collective)的相似度、孔恩思想的發展與 費阿本的關係的、典範變遷的革命性格、不可共量的語意等等議題經過哲學家的闡釋已經自成學門，也不易由生物學家來跨行挑戰。
如果分析當代一般生物學的文章對於「典範」這個詞的使用方式，大約可以分成三類：1.最常見的是用在一般通俗的科學報導文章上，強調一套特定的科學成就(科普、科技溝通)；2.其次，在教學上用來描述某一種思維方式或立場(通識史學)；3.偶爾出現在專業文章中，用來強調新發現的突破性趣味(評論/回顧)。「典範」的意思在這些文章中，大多是當作一種現成、時髦的用語，談不上別具慧眼與深刻。
孔恩是理論物理學家。在《結構》書中，除了少數認知科學的引用之外，只有第十三章，以演化論來類比科學革命的過程。《結構》第十三章，＜通過革命的進步＞所要討論的是何謂進步。孔恩所著重的觀點相當的特別：「拋棄那種目的論式的演化觀是達爾文的主意中最有意義也讓人最吃不消的部份…缺乏一個特定的目的，“演化”、“發展”、以及“進步”這些詞能夠有什麼意義呢？」。孔恩所要解決的是古老的目的論 (teleology)的問題：若曾經視為 “真” 的典範內容一次又一次的被科學革命推翻，科學只剩下「那套適應力極驚人的工具」，而不朝向固定的目標(永恆確定的科學真理)，那科學的目標是什麼？科學的意義是什麼？《結構》第十三章只說：它仍然沒有解答。雖然，孔恩晚期企圖發展科學的達爾文式演化生命樹、概念的演化分類樹模型，以建立不可共量性語言哲學，終究沒有完成。
對生物學家而言，《結構》第十三章，由演化論連接典範，是個生物本行知識延伸的議題。生物學家的參與或可補充孔恩的不足。問題在於，孔恩的「目的論」命題一向不是生物學家所關心的主題，也不是實作生物學的方法學所能處理的議題。此外，演化論屬於高層次的思維，本身具有指導常態生物學實作的典範性格。達爾文「演化論典範」，如何與孔恩的「典範」對話？如何用「典範」來自我印證「典範的存在」、「典範為何存在」、還是「典範如何生成」？為什麼牛頓「典範」的起落，不足以印證孔恩的「典範」？達爾文的演化論中，“天擇”本身就是個難纏而不確定的概念，它如何協助孔恩的困窘？
《結構》出版五十年之後，陳瑞麟指出目前台灣的STS發展由於大量使用概念拼裝的策略，使得其特色其實遠離達爾文主義。拼裝的策略具有實用、工程、拿來主義的性格，對於尚在發展中的社群自有它階段性的價值。如果減低概念拼裝是後續努力的目標，台灣生物科學社群的參與，談談自身的生物學實作經驗，增添新風味，或許可以加強一點達爾文主義中“自然選擇”的內涵吧。否則，於談論誰是STS的國父、逆伊底帕斯情結、SSK/STS的改變之餘，台灣的生物學家只是保持沉默，孔恩如果生在台灣，會不會覺得太寂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