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育諭／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博士
黃臺珠／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八八水災時，有學者指出，大家都指責別人，亂罵一通，社會「濫情」又「理盲」，處理流感疫情蔓延時，衛生署官員也說台灣社會理盲又濫情，是防疫的最大阻力，因此，希望民眾平常能多多參與科學，增加科學常識，信任科學專業。最好是，多聽聽專家說法，不要聽信名嘴，多參觀科學博物館，有空多閱讀欣賞科普讀物及節目…等等。不少人都想知道，如果民眾不信任專家、也不相信科學研究結果，台灣民眾的科學素養是不是有問題？台灣民眾是否理盲？是否真的太濫情？對於回答這類的問題，台灣的公民科學素養調查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實證數據，讓大家來一探究竟。
公民科學素養調查計畫是科技部委託，針對台灣滿18歲以上成年民眾，從2008年開始至今，已進行了三次調查(2008/2012/2015年)，未來應該還會持續。每次調查都收集約兩千人大小的樣本，目的在定期追蹤：(一)台灣民眾對科學知識的理解程度及應用能力、(二)對科技發展以及特定科技議題的基本態度、以及(三)對科學及科技議題的興趣及訊息管道。在篇幅有限的考量下，本文主要針對公民素養調查中，STS研究社群可能會較有興趣的「對科技發展的基本態度」，進行調查結果的初步介紹，對於科學知識，以及科技議題興趣與資訊管道，可以從國立中山大學公民素養推動研究中心相關的出版品中找到。下文則分別針對民眾對科技發展的兩種基本態度、公民素養調查對科技發展基本態度的調查結果、社會學界對風險社會的兩種論述、以及對STS取向研究社群使用公民科學素養調查資料之建議。
科技一直幫助人類解決很多生存問題，它預測颱風、控制水災、增加糧食供給、提供先進醫療、提高生活品質，減少人類生活的威脅。但是，科技卻也帶來副產品，污染、藥物毒品、武器，大規模的災害變得可能。我們認為，民眾對科技發展會有兩個比較明顯的基本態度。其中一個是看到科技帶來的進步與各種好處，另一個是看到科技的風險，這兩種態度代表的是不同的社會考量，具有不同的社會意涵。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科學文化學者Martin W Bauer (2011)認為上述科技發展 的基本態度，代表的是社會上兩種不同目標的科學動員基礎，一為科學的支持(support for science)，另一 為抗拒某些科學發展(resist¬ance against particular developments)。
從科學教育角度來看，調查民眾對科技發展的一般態度，有兩個重要的目標假設：(1)增加民眾對科學研究的支持，以及(2)減少民眾對某些科學議題的反對。此二目標牽涉到不同的科學教育策略，一是強調與民眾的科學溝通，驥望民眾支持科學，思考的是科學推廣的方法，解決的是科學教育傳播與溝通的策略問題；另一個是科學的普及化，例如疫苗注射的推廣，科學的普及化常會遭遇常民知識(civic epistemologies)的 挑戰，思考的重點是的是釐清社會對科學普及產生的影響(反省、對抗、助長)，是科學與社會間的辯證問題。
台灣民眾用怎樣的態度看待科技發展？2015年調查發現，相當高(八成以上)比例民眾認為科技發展會帶來進步與各種好處(便利與舒適、工作更有趣、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生活品質改善等等)。如果進步態度是科學支持的動員基礎，那麼科學支持的動員基礎與某些個人所在社會結構位置是有關的。收入越高，對科技帶來的好處越有感，這樣的關係，在控制教育程度後，仍然是存在的。男性也是比女性更能感受到科技進步帶來的便利。都市也是比鄉村認同科技帶來進步的事實，教育程度越高，也是越持有正面態度。
另外，從對科技的風險態度來看，平均來說，有大約半數的民眾關心科技發展會伴隨負面風險。例如，有四成左右(40.9%)的成年人認為「人們活在沒有太多科技的生活中會更好 」；有約一半(50.5%)成年人認為「科技的發展最後會毀滅地球」；也有過半(53.2%)成年人認為「如果科技發展的好處可以預期，但是風險不明確，這類研究也應該停止」。同樣地，如果風險態度是抗拒某些科學發展之動員基礎，那麼抗拒某些科學發展的動員基礎也是具有社會結構關聯的，抗拒某些科學發展的動員基礎，將會是收入較低以及教育程度較低的族群。我們進一步發現，對科技風險的一般態度，可能會影響對特定科技議題的支持(如核能發電、基因改造)。
回顧現存來自非科學教育領域巨擘對民眾風險認知的論述，英國學者紀登斯(Giddens)認為民眾對科技風險的普遍認知是再現現代社會的專業分工，由於太過專業分工，大家越來越依靠專家來解決食衣住行上很多的問題，也漸漸失去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生活上要有安全感，便需信賴專家。現實上，科技專家能解決的有限，因此，當對科技專家產生不信任時，風險問題便產生。現代社會很多的災害，也都是跟科技有關，透過媒體網路散布，很快地讓民眾對科技的疑慮加深。也有學者(Luhmman)認為，擔心風險只是因為大家在乎，風險社會是由於風險事件與社會組織互動，因為大家擔心，我們的社會對建置了對各種風險的處理的SOP，隨處可見的這些風險組織建置，讓我們感到風險的存在。據此看來，科技風險認知可能是起因於對科技/專家的不信任，這樣的不信任，並非是因為科技本身的問題，重要的是，個人應該了解，科技本身本來就不是萬能，個人也不應該把問題全部歸給科技解決；從另一個說法，科技風險的認知，也有可能是社會為著某種發展目的，風險是被跨大了。近年來民眾對食安問題、能源科技問題、衛生醫療問題的反應，或許呈現的就是如此一個情況。
對科技的正面支持態度的研究，遠遠不及對科技的負面態度的研究吸引人，對科技發展會存有恐懼想像的民眾，隨時有可能成為抗拒特定科技議題動員的力量。從科學素養的角度，具批判性的科技公民的出現並不一定是不好的事，對於 STS的教學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學習的場域，我們想知道這些民眾又是誰？為何對科技產生風險認知？還是社會/科技變遷的結果？科技風險認知的分配是否不公？問題多於已知，STS社群對科學、科技與社會間互動關係的研究經驗，應該可以提供這些問題一個解答。
參考文獻
黃臺珠編，2015，公民科學素養調查執行報告，國立中山大學公民素養推動研究中心出版。
趙旭東、方文/譯，黃瑞祺/審定，2005，自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安東尼．紀登斯/著(Giddens, Anthony ), 1991，台北：左岸文化。
Bauer, M. W. and Jensen, P. (2011) The mobilization of scientists for public engagement . Public Understand. Sci. 20(1), 3–11.
Luhmann, N. (1993) Risk: A Sociological Theory. Trans. R. Barret.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